这次深圳亚太经合组织会议还没开幕，台湾地区那边先为一封邀请函吵了起来。 台湾地区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证实，这一回的邀请函是主办方用电邮发过去的，没有像过去那样专门派人上门送达，台方为此表达了所谓“抗议”。 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卓荣泰的说法更有意思：如果对方只寄电邮来，是希望我们不去，那我们更应该积极参与。 一封邀请函的送达方式，被解读出这么多弦外之音，本身就说明民进党当局心里有多紧张。 APEC峰会将在深圳开幕，赖清德不会来大陆，民进党可能派这些人去，这场人选之争，还得从规矩说起。 先交代会议的基本情况。 第三十三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定在11月18日、19日两天，地点是深圳。 算起来，这已经是中国第三次当东道主，前两次分别在2001年的上海和2014年的北京。 今年全年围绕亚太经合组织的各类活动有几百场，贸易、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人力资源、中小企业，各个领域的部长级会议在苏州、成都、南京等地陆续召开。 深圳作为举办地，本身就是中国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的缩影，经济总量早已超过3万亿元，聚集着一大批全球知名的科技企业。 为什么说赖清德不会来大陆？ 这不是谁临时的决定，而是亚太经合组织几十年来形成的规矩。 1991年，中国以主权国家身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同时和亚太经合组织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台湾地区和香港以地区经济体的名义加入，台湾地区的参与名称是“中华台北”。 按照谅解备忘录和多年惯例，台湾地区领导人不出席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只能指派一名负责经济事务的代表参加。 从1993年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机制建立以来，这个规矩一直如此，无论会议在哪里开都一样。 历史上，台湾地区方面不是没有试图突破过。 2001年上海会议，当时的台湾地区当局想派前副领导人李元簇出席，因为人选不符合规定，最终没有成行，台湾地区方面干脆缺席。 2014年北京会议，台湾地区方面派出的是萧万长，会议顺利进行。 两个例子摆在一起，道理很清楚：守规矩，路就通；想借机搞政治突破，路就堵。 今天的民进党当局面对的，还是同一道题。 大陆方面的态度一贯明确。 国台办11月4日表示，只要按照一个中国原则以及亚太经合组织相关谅解备忘录的规定和惯例，台湾地区就可以参会。 此前大陆方面也多次讲过，台湾地区参与深圳会议的路径只有一条，就是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和谅解备忘录。 我认为，这句话既是原则，也是善意：门是开着的，规矩是清楚的，走不走这条路，取决于民进党当局自己。 至于邀请函用什么方式送，那是主办方的安排，拿这个做文章，无非是想把一场经济合作的会议，硬拉进政治操作的轨道。 再看人选。 赖清德上台后，前两年派去出席领导人会议的都是林信义。 今年本来也想让他继续去，可据台湾地区媒体报道，林信义以身体健康为由婉拒了。 这样一来，民进党当局只能另找人选。 台湾地区媒体点名的有三位：施振荣（宏碁的创办人）、魏哲家（现任台积电董事长）、林全（东洋药品董事长），另有报道说“中研院”院长陈建仁的呼声也不低。 卓荣泰被问到时只说，最后由赖清德来宣布。 台湾地区方面倾向于从企业界挑人，这一点各方的说法比较一致。 为什么倾向企业界？ 我的看法是，这里面有两层算计。 第一层，是为了“去政治化”的观感。 亚太经合组织本来就是一个经济合作论坛，派企业家去，谈产业、谈贸易、谈科技，看起来最合乎会议的定位，也更容易被主办方接受。 第二层，是为了借企业家的分量“撑场面”。 尤其是魏哲家，台积电在全球半导体产业里举足轻重，他一旦出席，必然是全场关注的焦点。 民进党当局想要的，恐怕不只是参会，而是借这位企业家的光环，在国际场合制造声量。 可这里面有一个矛盾。 民进党当局一边说要派企业家去，表明自己是来谈经济合作的；一边又在邀请函的送达方式上大做文章，摆出一副受了委屈的姿态。 一边想要会议的入场券，一边又想把入场券变成政治宣传的道具。 我觉得，如果真想让企业家去谈合作，就该把政治表演收起来；如果一心只想着在镜头前制造话题，那派谁去都一样，企业家的专业身份也会被政治化，最后吃亏的是企业本身。 说到企业，有一个现实不能回避：两岸的经济联系，远比民进党当局嘴上说的紧密得多。 大陆是台湾地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台湾地区的电子零组件、机械、化工产品大量销往大陆，台资企业在大陆的投资遍布长三角、珠三角，深圳及其周边就有大量台商。 人工智能产业的快速发展，让芯片、服务器、电子制造的产业链更加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对施振荣、魏哲家这样的企业家来说，大陆市场意味着什么，他们心里比谁都清楚。 从这个角度看，台湾地区的企业界参与深圳会议，本来是一件好事。 亚太经合组织今年讨论的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供应链互联互通，恰恰是台湾地区产业最关心的议题。 今年5月在苏州举行的贸易部长会议、7月在成都的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9月在南京的人力资源部长会议